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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父蔡水金是台北大稻埕的生意人，年輕時到瑞芳開煤礦，迷戀上歌仔戲名旦賽月金，也就是我的生母楊招治，當時她隨著養父的歌仔戲班到處走唱，生、旦都演。母親是台灣第一代歌仔戲演員，八歲開始學戲，14歲演花旦，和我父親認識時已經有些名氣了，我父親對她展開追求，但她是戲班台柱，養父不放人，為此，我父親為了贏得美人，不惜花費重金買下整個戲班，娶了我母親之後，把戲班交給母親管理，她很有經營頭腦，之後還發展出二團，生了四個孩子都放在原生的顏姓娘家，自己帶團到處環島巡迴演出，還到海外表演，所以我小時候雖然住在外婆家，但對母親完全沒印象，或許她有回來看我，但我不知道她是我的媽媽。1937年，日本政府實施皇民化運動禁止歌仔戲演出，母親為了二百多名團員的出路，便想出走到廈門發展，因為過去曾到那裡演出很受歡迎。但父親不贊成，因為廈門太多三教九流的台灣人在哪裡為非做歹。母親認為二百多人的生計不能不顧，堅持要去，倆人因此在我五歲那年離婚，母親便帶著戲班遠赴廈門發展。不久，父親再婚，娶繼母楊桃，我跟大姊蔡秀英就到台北跟繼母一起住在饒河街，父親則因做木材生意到台中長住。生意人總是應酬多，經常出入聲色場所，後來繼母帶著我和姊姊到台中同住時，發現父親另有同居女人，負氣之下離婚回到台北，我又被送到外婆家。不幸的是，幾個月後父親得了肺癆，這在當時是絕症，他料想這個病好不了，便寫信給繼母，說病重不久人世，請她來台中一會。父親其實是要向她託孤，因為不放心幾個孩子在前妻的娘家，希望我的繼母能夠幫忙照顧，我的繼母問:「沒有婚姻關係怎麼有辦法照顧呢？」倆人商量之後又再婚，名正言順的照顧我和姊姊。不久我父親就過世了，生年42歲，那年是1943年，我10歲，又和大姊搬到台中由繼母撫養，弟弟則已經過繼給生母的弟弟，取名顏寬水。大哥則隨母姓，叫楊繼忠。1946年，二次大戰結束後的第二年，生母曾經回台，但我沒見到她，她把大哥大姐和外婆帶到廈門定居，大姊不習慣，隔年獨自回到瑞芳外婆家，當時她才15歲。大姊去廈門沒告訴我，回來之後常來台中看我才讓我知道。父親在過世前，和繼母又收養了一個養女楊阿蓮，年紀比我和姊姊大一些，我們三姊弟從此感情濃密，繼母晚年就靠這位阿蓮大姐照顧，也是她告訴我養母的遺言，要我改回原姓蔡，因為自從我改姓莊之後，兩度被抓入獄，刑期滿還無法出獄，令她憂心不已，她認為可能是因為她把唯一一個跟著生父姓蔡的兒子改姓，惹得祖宗不高興，這也是為何後來我又回復是蔡的原因。大哥則因學業沒回來，不久大陸淪陷，我的家人便分隔兩地，過了42年大哥才回來探親，他有一兒一女，兒子在六四發生那年北京大學畢業，當時我跟日本人有做生意往來，就請日本朋友幫忙把他兒子送到日本，女兒後來嫁到香港，當我1994年為他辦好返台台灣時，他夫妻倆先到香港探望快生孩子的女兒，卻突然病倒，病逝香港，從此兄弟無法團聚。其後繼母與中醫師莊仁義結婚，繼父出生中醫世家，父親早逝，跟隨舅舅學中醫，被安排入贅另一中醫世家，父女都是中醫，但繼父風流，不見容於岳父，離婚後到中國浙江中醫專科學校就讀，畢業後先到日本發展，戰後才回到台中開業。當時台灣中醫多學徒出生，他是少數受過專業學校訓練的，醫術很好，人際關係不錯，很多人上門求診，頗有名氣，所以我的家境不錯。因為父子不同姓，外界觀感不好，所以繼母決定讓我給繼父收養，改姓莊。再者，有些家產是和繼母、繼父一起打拼來的，如果不辦認養，在當年父系社會下無法繼承。因此我在1954年就讀大學時期，改名莊寬裕。因為幼年家庭的波折，小學六年我念了五個學校，六歲在台北溪口的松山公學校入學，小二跟繼母回到娘家住，轉到延平北路太平公學校，小三又轉到台中村上公學校，當時還是個男校呢。下學期父母離異，我又回到外婆家住，念瑞芳公學校，之後父親與繼母復合，又轉到台中新高公學校。轉學多次，同學太多，以至於交往不深，我從綠島回到瑞芳住的時候，遇到弟弟的一個朋友，說是小學同學，但我都不記得了。我的養母於1974年過世，生前交待阿蓮大姊，要我恢復本姓，隔年出獄之後一直忙於事業無暇顧及，一直拖到大兒子1979年出生，雙胞胎女兒又於1980年出生，當時工廠也結束了，想起養父年事已高，須趕緊辦理，才於1981年終止收養關係，回復原姓，並給孩子報戶口。此前，這事一直梗在養父心裡，他覺得不好開口，辦妥後他也踏實放心了，我們仍不減父子關係，數年後他過世，享年90歲。1937年，日本政府實施皇民化運動禁止歌仔戲演出，蔡寬裕的母親（右）為了二百多名團員的出路，不惜和蔡寬裕父親離婚，前去廈門發展。（蔡寬裕提供）出獄創業 再一次人生的打擊由於我和母親共同有的財產全都為了營救我而賣掉，出獄之後身無分文，繼父年事已高，問我要不要接下他的中藥舖，我沒有意願，建議他把店鋪送給在我們家待了50年的老店員，至於我，因為原生家庭的弟弟經濟條件不錯，先去投靠他了。出獄之後就有人找我投資開鞋廠，當時吳鍾靈老師一再對我說，憑我過去的社會關係，有辦法調度資金，要創業不難，應該做一個事業讓回來的兄弟有一個安頓的所在，所以在弟弟、朋友的支援下，和親友、難友合股，在大里開設鞋廠，但那又是另一段心力交瘁的過程，四年就結束營業。起初我開一家生產製作鞋底EVA塑膠發泡材料的工廠，因為外行，遊說我投資的人沒有老實告訴我情況，做下去之後才發現需要相當的技術，以至於成品無法改善，加上被鞋廠倒帳，股東商量之後，決定開二廠來生產鞋子，自產自銷。但是1979年我沒辦法拿到出口美國的配額，只好跟香港業者合作，卻又被惡意倒帳，一連串的損失，讓我還不起蓋廠買設備的貸款，加上稅務問題被警備總部打壓，所以乾脆結束營業。先賣掉一廠，結清一些債務之後，二廠連同機械設備出租，卻因火災而燒毀，承租人拿了200萬材料保險金卻不願意賠償，讓我損失非常慘重，不得不把廠房土地賤價出售來還銀行的貸款。除了賠光募集來的資本額六百萬，還負債一千多萬。當時我弟媳要幫我清償債務，但我弟弟認為應該等我債務處理好之後，再提供資金給我東山再起，不然兩兄弟的錢都會賠光。還好我的朋友都沒跟我催債，後來我轉而投資房地產，正巧遇到1980年代房地產蓬勃發展的年代，花了八、九年才把債務償清。其實難友之間就是這樣，一直互相幫助、互相提攜，不然像我們出來之後還持續受到情治單位的監視、打壓，單打獨鬥很難撐得過去。後來我也靠難友的幫忙。曾經協住桃園人越獄的劉漢卿，我和他在泰源監遇認識，成為莫逆之交，他出獄之後，因為在海外僑居地菲律賓有不錯的經濟及政治實力，家人協助他開砂石廠，收容許多難友，我也在他的砂石場當過總經理，後來又和他一起成立砂石資源開發公司及瀝青廠。就是靠著難友的幫忙，我才東山再起。雖然我已經出獄了，但很長一段時間還是感到很恐懼，尤其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恐懼感就一陣陣襲來，連續好幾年都做噩夢，有人來抓我，或有人來拉我去槍斃。主要是因泰源事件引起的恐懼感。雖然事發當時我真的不怕，心中有一股對抗的力量。但是出獄之後，反而充滿恐懼感。甚至有幾年我在外面租一個房子，不讓任何人知道，連家人都不知道，有時候我就會躲進去。我的案子並不是大案，但泰源事件是很大的監獄台獨革命事件，在解嚴之前是個未爆彈，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爆炸，因為參與的人太多，這當中哪個人透露消息，情治單位還可能會抓人，所以一直有很大的心理壓力。解嚴之後我就感覺如釋重負，因為解嚴等於威權解體，國民黨也感覺快解體了，不可能再算老帳，所以我才感覺鬆了一口氣。在此之前，隨時有再被逮捕的心裡準備。我到現在還有個習慣，不用電話簿，只用紙條記，因為以前情治單位會按照電話簿抓人，我要避免這種事，所以我到現在都沒記任何人的電話，雖然危險期已經過了，常常有人罵我，但我已經養成習慣了。雖然我很害怕再被抓進去，但我從1980年代，黨外運動很活耀的年代，我的鞋廠也關閉了，就開始積極關心並參與社會運動，因為台獨是我一輩子的使命，我不會因為關了13年就噤若寒蟬。至今還和許多難友保持聯繫，解嚴之後也和難友一起成立「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推動平反運動及民主運動。我的罪刑已經在今年5月30日由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公告撤銷，7月7日舉行第3次威權時期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儀式時，我代表受難者上台致詞 :「台灣黑暗時代長達43年，那年代想要平安，是一件必須很用力的事情，有人曾經問我台灣會不會再發生二二八，我回說，給中國併吞就會再發生，我希望年輕人團結打拚守護鄉土，這是我們這些老人將進棺木時最大的願望。 」接下來，就看年輕的你們了。我和施明德之間的恩怨情仇你問我這個，這很不好說，裡面牽涉很多個人隱私，就簡單說一下。有人傳說我出獄前，施明德託我照顧他的前妻陳麗珠，後來我卻奪人之愛，其實不是這樣，我出獄的時候跟施明德已經三年多關在綠島不同監獄，根本不可能有接觸，也沒有託我照顧這回事。而且我是在出獄之後才認識陳麗珠的，兩三年後才在一起。我跟施明德認識是在我第二次被捕之後，一起關在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同押房，那時他22歲，從軍中抓進來，沒有社會經驗，我29歲，把他當成小老弟，後來移監到泰源監獄就不同房了，一度我聽說他得了胃癌，寫報告希望跟他會面，不但不被允許，還被獄方追究從何得知，我辯解說整個監獄都在傳說。過後我被調在醫務所當外役，就常去看他，在醫療上給他方便，才知他沒有得胃癌。本來我應該在1972年出獄，但因參與泰源事件被延訓三年多，很多朋友不知此事，找不到我，就和國際特赦組織聯繫救援，所以我一出獄，德國的國際特赦組織就跟我聯絡上，當時陳麗珠到處陳情要幫施明德申請保外就醫，一位與施明德同案的獄友透過國際特赦組織找到我，便請我一起幫忙施明德保外就醫，那時才認識陳麗珠。施明德關在綠島申請保外就醫之所以困難重重，是因為他之前關在泰源監獄因傳說得了胃癌，陳麗珠常來吵著要替他申請保外就醫，後來真的申請下來了，就帶著女兒到台東軍醫院照顧他，並在當地租房子，結果懷上第二個女兒，這件事鬧大了，所以關在綠島綠洲山莊要申請保外就醫就格外困難。我建議陳麗珠把施明德的資料提供給國際特赦組織，因為需要綠洲山莊的照片，我還特定跑了一趟綠島，爬到山上往下拍綠洲山莊的全景照片，讓國際特赦組織知道台灣有新的政治犯監獄，之後如願幫施明德申請到保外就醫。這些事情過後兩三年我才和陳麗珠交往。後來有人傳言我開鞋廠虧了陳麗珠母女很多錢，其實只有20萬，起因於一位難友找她調錢，陳麗珠請母親幫忙，卻被跳票，另一位難友居間協調，湊了20萬幫忙還錢，還錢之際經過台中來看我，剛好那天我無照騎機車出門辦事卻為了躲警察發生車禍，摔掉卡車底下，還好只受輕傷，讓她們受到驚嚇，她母親就說要把20萬借我買汽車，但我不會開車，就說20萬給我投資開工廠，幫助我創業，所以在我的股東名冊上有陳麗珠的名字。後來她母親也幫我調度一些錢，但在第一個工廠結束時，賣掉廠房及機械設備之後，就把錢還給她了。我跟陳麗珠認識三年後交往，由於我在台中開工廠，她住在高雄有小孩要照顧，所以我們一直處於分居狀態，只有我在工廠結束後短短幾個月，為了協助她弟弟處理工廠一些事，才住到高雄她家裡，1983年我就搬到台北了。有一次她打電話跟她大女兒吵架，因為施明德告訴他們的大女兒，說他對我很不諒解，因為我出賣陳麗珠，母女倆因此吵起來，我和陳麗珠都不知道施明德為何這樣講。我想是因為在他出獄之後曾和我碰過幾次面，討論一些事情，有時候談得不是很愉快，有一次我對他說:「陳麗珠今天落得這樣，你要負很大責任。」施明德一聽惱羞成怒。這件事我還不曾對人講。陳麗珠母女身為政治受難者的家屬，一直承受很大的壓力，她們也很想逃避，所以一直很想離開台灣，三十幾年前曾經移民阿根廷，後來回來，又移民歐洲，最後還是回來。雖然我和她生了三個孩子，但兩人從來沒談過結婚，所以也沒有分手這回事。老大是兒子，之後是一對雙胞胎女兒，兒子從小跟著她，兩個女兒則由我帶大，雖然沒有結婚，但一直都有往來。我們是很自然就在一起的，和孩子們的關係也很好。只是有些事，很不好說啦。※蔡寬裕生於1933年，東吳大學在台復校第一屆經濟系畢業生，大學時由養父收養，改姓名「莊寬裕」，1957年台北市發生「劉自然事件」，在學校和同學談及反美言論，被職業學聲告密，拘押六個多月。其後因友人李森榮散發「獻身解放臺灣民族獨立運動」傳單受牽連，1962年被捕判刑10年，服刑期間，參與1970年「泰源事件」，因被捕六壯士在嚴刑拷打下仍不供出其他參與者，逃過一劫，卻於刑滿後又訓3年，於1975年出獄。解嚴後，積極推動政治受難者平反運動，現任「臺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近年經常參與白色恐怖文史工作，被國家人權博物館聘為評審委員，也擔任景美人權園區導覽志工。更多上報內容：【影片】全台最大蔦屋書店南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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